《中国工业经济》观点精粹 |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分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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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749篇观点精粹，欢迎阅读。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盛誉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与发展中心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9期，原标题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

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迅速。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发展新兴数字技术的强调，到“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作为独立篇章，从已经举办七届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到各行各业都在广泛推进的数字信息系统建设，中国政府与社会、市场与企业都已经深刻认识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改造提升传统功能、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数字时代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利用数字技术对组织结构、经营管理、业务模式等进行升级改造，成为数字赋能实体的微观承载者。在此背景下，准确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努力发掘数字化转型对市场变革的关键影响对于进一步推进数字赋能实体、释放数字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构建以国民经济循环顺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国家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为内生动力的经济循环体系。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内各地区、各产业间的分工协作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也强调，要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分工深化，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分工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的潜在影响机理及经济后果又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考察有利于揭示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分工深化、建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意义，并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

袁淳、肖土盛、耿春晓和盛誉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9期的论文《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借助数字经济相关国家政策语义表述建立数字化词典，并利用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构建了反映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指标，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的影响及其机理。数字化转型既可能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专业化发展，也可能通过降低企业内部管控成本来推动企业纵向一体化，因而，数字化对企业分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两方面作用的综合结果。文章发现，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的促进效果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实现。

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内部管控成本较低时，由于数字化对内部管控成本的降低空间有限，此时对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效果更加明显，体现为数字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这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会通过同时作用于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管控成本两条逻辑来影响企业分工。按照行业特征分组检验发现，一方面，由于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链特征更加契合企业分工的调整，较之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所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更高，较之管制性行业，数字化转型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专业化分工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后，文章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的促进作用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促进企业间的分工深入，进而发挥专业化分工的效率优势。

研究启示

第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进入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下的重大战略与重要举措，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着力点。文章所发现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进而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微观映射，政府应充分认识并积极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化分工进而提升经济效率这一发展路径，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为助力微观企业顺利实施数字化转型，政府应优化市场管理体制及行政审批流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优良的监管环境；政府应及时出台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人才引进等扶持政策，以解决企业在转型阵痛期可能面临的困难与需求，助力企业化解转型不适应的潜在风险，平稳实现数字化转型；政府应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加快布局新基建，打造数字化发展平台，从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由单个转型向协同转型跨越，由封闭式转型向开放式转型跨越。

第三，政府应注重效率与均衡的兼顾，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产业的技术特点以及不同企业的转型基础，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转型扶持政策，以更好地推进地区间、产业间以及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均衡、协调发展，避免因转型进程差异引发地区间分工水平甚至经济发展的更大差距。

第四，市场交易成本深刻影响着要素运作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制度环境是影响市场交易成本的根本性因素。政府应重视提高治理水平、着力加强体制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契约环境，以化解企业缔约、履约风险，从根本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充分发掘市场分工潜力。

第五，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时代的微观企业应当积极培养数字化思维，科学应对数字化浪潮，准确运用数字化技术，达到为生产经营赋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率提升的效果，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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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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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主编：覃毅

推文编辑：杨涵淇

《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9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0）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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